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心灵的歌，因故写作离不开对心灵的坚守；而同时文学作品又是社会的产物，情感的表达离不开对阅读取向的适应。而我认为，这两点是并行不悖的。只有在坚守和适应中炼造一个平衡，才能造就灿烂的文学。

坚守一片沉静的心湖，是文学千年来不变的要求。文学本就是人发泄情感的领域，为此，只有保护这片洁净的领域不受污染，才能产出干净的文学。如同前些日子的微软诗人“小冰”，它能写出许多富有意蕴的诗句。但即使如此，我却对把人工智能定义为诗作者的看法不敢苟同。文字语言只是文学作品的固化表现，机器回答不出他写诗的理由。同样地，人之所以有理由制作，正是因为内心中一股亟待宣泄的洪流。高尔基致于如《海燕》驰骋于暴风雨，赫胥黎勇于质疑《美丽新世界》，这都是起源于他们内心的斗士之魂；而泰戈尔《吉檀迦利》的畅游、鲍勃迪伦动人的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，也无不是映射了内心中最美丽而忧伤的一块田地。文学因心灵而美丽，而一但文学脱节与心灵，成为追逐网络上“月票”或现实中名利的工具、那文学就一文不值。

但即使如此，“坚守内心”也不应成为泥古不化的借口。面对大众流行的阅读口味，文学创作总应作出适当的调整。诚然，文学要从内心出发，但更不能脱离社会环境。法国“愤怒的青年”与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，二者的作家必定都有其内心深远的思想。但后者可以诞生出菲茨杰拉德与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前者却快速走向没落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与社会相脱节，无法引起大众的共鸣。由是观之，大学生读不完《红楼梦》的怪象也不应一概怪罪于流行的阅读取向。因为《红楼梦》中晦涩难懂的部分实在不在少数，如果《红楼梦》再只能在红学家的书架上“洁身自好”，那么阅读群众也只能越来越少。坚守不是固步自封，文章的题材不能决定文章的好坏；但每个时代，总需要一两本好书，去唱响其主旋律。

而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更应在坚守与适应中找到一个平衡。在这点上，莫言很好地做到了。他的书中，充满了大众喜闻乐见的“魔幻现实主义”，但字里行间都流露这一个老人的真性情。又如余华的《活着》《第七天》，无不以极其悲情感冲击的文笔吸引读者眼球，但谁能说这又不是他的真实情感呢？

坚守与变化从来不是相悖的，这还是屈原和司马迁的对子。有人选择高洁，有人选择与世浮沉。屈原与司马迁都没有错。而文学创作更是是如此。只有在坚守内心与适应社会中掌握平衡，好的文学才能有其社会担当与心灵深度，才能真正向世界绽放。